我是二十年前在杜渐的《书海夜航》里知道高列特（Sidonie-Gabrielle Colette，一译柯莱特，1873－1954）这位法国女作家的名字的，听说她的自传小说很有名，主人公叫“大克劳汀”和“小克劳汀”。这位女作家的情事传奇色彩较浓，坊间她的传记书籍历年不断。据纽约时报书评今年2月27日报道，克劳德·弗朗西斯和费尔南德·龚蒂耶写的传记《创造高列特》（Creating Colette）第二卷“从男爵夫人到女文人：1912－1954”近由Steerforth Press出版。题为“FromIngenue to Libertine：1873－1913”的第一卷则已于1998年10月出版。
伊莎贝尔·德·考地夫洪说：高列特满可以将她所有的书加个副标题“隐藏起来的女人”（高氏1924年出版的短篇集名），否则如何解释对其生平的各种说法和永久的好奇？高列特总是善于在暴露自己的同时隐藏自己。吸引传记作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伊莎贝尔的回答是：不单纯是文学批评时尚的变化，它也包含涉及女性的文化态度的变化。高列特被视为典型的“女作家”，因为她选择的题材是女人的内心世界；这些女人既渴望自由又想充当爱情的奴隶。
从60年代到80年代，高列特成为传记作家频繁写作的对象，尤其是那些专弄女性文学史的批评家。他们试图重找女性的声音，重新发现她们的文学成就。高列特作品在学院派那里赢得尊重大抵是受了这些传记的影响，因为在这些传记里她是男人的牺牲品。70年代女性主义传记作家发现高列特是个惊人的害群之马，一个现代女性，不喜欢传统模式，也不害怕扮演反（reverse）性角色（实际讲的就是同性恋）。90年代的高列特传则有所修正，不再一味采用“妇女是牺牲品”这一方式，对高列特的生平也不再那么表示同情。弗朗西斯和龚蒂耶的传据说尚能实事求是，不偏不倚。第二卷写的是所谓“骄阳似火的岁月”。这本书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强调“傅利叶主义原则”和高列特人生观、爱情观之间的联系。傅利叶是19世纪一篇激进性学论文《爱的新世界》的作者，此人强调乌托邦式的经济改革和性事改革之重要。他的哲学基于如下观念：相互吸引是一切动物的纽带。弗朗西斯和龚蒂耶的结论是：高列特成了这些理论的“热情阐释者”。这些理论衣钵是高列特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，她母亲在这方面也不守传统规矩。
伊莎贝尔的书评在结尾又回到文章开头所提问题：为什么高列特传会如此之多？她的答案是：也许因为每一本高列特新传越发成为女性的代言。多少年了，女性一直在社会赋予她们的特权和社会对她们的约束之间作着妥协。社会喜欢将女性理想化。高列特生活中的种种仍是20世纪许多法国妇女生活的标准尺度。想来新世纪也不会有太大变化。
